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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孔子的道德自信源自周公礼制、黄帝和尧舜禹等先贤美德。变在因时损益， 援“仁”入“礼”, 扩大道德主体范围， 主张道德优先;行在责任担当， 愈挫愈勇， 为政以德;传在有教无类， 培植后学， 整理典籍。
关键词：孔子; 道德自信; 周公; 仁;
《现代哲学》(双月刊)创刊于1985年，是由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主管、广东哲学学会主办的现代哲学学术刊物。本刊是国家哲学类核心刊物、社会科学类国际交流刊物，该刊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道德自信是文化自信的核心要素。孔子尊崇周公礼制，因时损益，援“仁”入“礼”,勉己力行，为政以德，有教无类，培植后学，以其强烈的道德自信，创立了儒家学说，时为百家争鸣中的显学，渐成后续两千多年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使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鲜明的伦理特色。新时代的文化自信离不开对儒家学说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新时代的文化自信尚需学习借鉴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孔子道德自信精神。因此，研究和分析孔子的道德自信就成为关乎文化自信的一个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的课题。
孔子的道德自信源自周公礼制、黄帝和尧舜禹等先贤美德。变在因时损益，援“仁”入“礼”,扩大道德主体范围，道德优先;行在勉己力行，愈挫愈勇，为政以德;传在有教无类，培植后学，整理典籍。
一、道德自信：信从何来
孔子道德自信最直接的来源是周公，他一生致力实现其周公梦。周公制礼作乐，带来了西周的繁荣昌盛，孔子尊崇周公创制的美好礼制，亲自到周地朝拜学习。“至周，问礼于老聃，访乐于苌弘，历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则，察庙朝之度。于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圣，与周之所以王也。’”(《孔子家语·观周》)孔子观周，所获甚多，这是一次价值寻根之旅，也是精神故园之旅，更是价值建构之旅。他要以周公为榜样，匡世救民，改变当时“天下无道”的纷乱社会。他这样表达自己的志向和追求：“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从”,不仅是认知上的肯定，也是情感上的认同，更是行为上的遵从。孔子认为，周礼之所以完备，是吸收夏商之礼并加以改进的结果。他坚信，美好的周公礼制通过损益，与齐国、鲁国的政德民俗相结合，就一定能化为现实：“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论语·雍也》)因此，西周的国泰民安、西周的美好礼制、周公的人格魅力是孔子构建周公梦的重要历史文化资源，也是其道德自信的重要来源，更是其周公梦的重要内容。孔子一生踌躇满志、孜孜以求、百折不挠，就是时时刻刻以周公为榜样，以期达到天下大治，实现其周公梦。孔子至晚年体衰，曾向学生感叹：“甚矣，吾衰矣!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孔子晚年不再梦见周公，并非是对人生理想的放弃，而是通过向弟子们讲述，再次确认自己的人生理想就是周公梦，是越来越坚定的周公梦。他期望弟子们坚守这个梦想，不断传承下去。这是孔子自身最深层次的信念剖析和理想坚守，表达了他对实现周公梦的迫切而执着的期待。
孔子的道德自信，还可以继续往前追溯到夏商，甚至黄帝和尧舜禹等。周礼鉴于夏商，自不待言，而黄帝、尧舜禹等古代先贤的崇高道德品质，美誉犹在，也是孔子道德自信的重要源泉。“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礼记·中庸》)孔子认为，黄帝、尧舜禹、文王武王等古代先贤的美好德行，影响深远，是他和弟子们学习的重要内容。如，宰我问于孔子曰：“昔者吾闻诸荣伊曰‘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者，人也?抑非人也?何以能至三百年乎?”孔子曰：“可也，吾略闻其说。黄帝者，少昊之子，曰轩辕。……民赖其利，百年而死;民畏其神，百年而亡;民用其教，百年而移。故曰黄帝三百年。”(《孔子家语·五帝德》)黄帝作为大德之人，其直接的影响长达三百年，直到孔子时代，仍可以追述其道德功绩。尧舜禹、文王武王等先贤们的德行莫不如此，后人足以效法。除此，孔子还从其家族谱系上追溯祖先们的美好德行，他去世前向弟子子贡自述其梦：“赐，尔来何迟也?……殷人殡于两楹之间，则犹宾主夹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畴昔之夜，梦坐奠于两楹之间。夫明王不至，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将死也。”(《礼记·檀弓上》)他梦见自己坐在两楹之间，接受祭奠，而殷人的丧礼就是如此，这对自己而言是一凶梦。因孔子先祖为宋人，是成汤之后，所以其自谓殷人，由此他认为，此梦是他即将死亡的征兆。这个梦也透露了另外一个信息，周公制礼作乐，承继了殷商，商人的祖先是契，而契曾在舜的时代执掌教化。“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孟子·膝文公上》而孔子作为殷人乃至契的后人，其血脉之中流淌着祖先的美好道德品质和礼乐因素。孔子有一种传承发扬的深刻责任感。根深才能叶茂，这种家族谱系的追溯是直接的血脉相通，其道德自信更显无比深沉和自觉。
二、道德自信：信在何处
据统计，“仁”字在《论语》中出现了109次，是孔子道德思想的核心理念和德治的价值标准。周公“制礼作乐”,主要是从形式上强调“礼”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的作用，讲求社会整体的统一性，而孔子则适应时代需求，重视人的道德主体性，重视人德性的作用，要求为政以德。他用“仁”统摄“礼”,赋予“礼”以“仁”的道德内涵，是对人道德自觉性的重视。人从礼的存在或为礼的存在转变为仁的存在，礼成为人行为的方式，体现了孔子高度的道德自信。例如：“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爱人，意味着将他人也当做人，当做与自己同样的存在，而不仅仅是手段，人人应平等对待。“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这种人与人的同等存在，具体就表现为“恕”.“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孔子认为，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应该培养人的美好德性为先，以礼配合德性的养成，这才是抓住了根本。”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因此，礼是形式，仁才是内容，孔子强调的是人内在的道德主体性，主张”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在孔子看来，礼是为仁的形成服务的，而不是相反。所以，在德与法的关系中，他坚持道德的优先性，道德教化在前，其次是礼的约束，而刑罚作为底线，不得已而用之。孔子曰：”圣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参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礼齐之，其次以政焉。导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化之弗变，导之弗从，伤义以败俗，于是乎用刑矣。“(《孔子家语·刑政》)在法律中，道德为其提供价值标准，严峻的刑罚也能体现道德的温度，如此才是良法。孔子曰：”凡听五刑之讼，必原父子之情，立君臣之义以权之。“(《孔子家语·刑政》)
不仅如此，孔子的道德关怀还扩展到普通平民上。”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论语·乡党》)火灾之后，孔子问人不问马，他所关心的不是财产损失，而是养马人是否受伤。这不仅体现了孔子重人不重物的人道主义关怀，更重要的是将道德关怀的对象扩展到普通平民，甚至是养马的仆人。他抹平了以往社会中形成的贵贱区分，提升了普通人的社会地位，体现了对普通大众的重视。”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道德关怀对象的扩展，不仅意味着”人“的范围的扩展是道德主体的扩展，还意味着对人性的纵深开掘和能够提升程度的认可和期待，是对人道德主体性的高度肯定。孔子相信普通民众也有道德主体性，他在教育中提出的”有教无类“,也是源于对普通人人性的高度认可，是对人的可受教育性的肯定，是对人人经过教育皆可成为德才之人的基本判断。至于人神孰轻孰重的问题，孔子改变殷人敬重神灵的治理传统，主张注重人事，对鬼神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所以，孔子的道德自信不仅体现在重人而不重神，把人从神的控制中解脱出来，体现为其对人道德主体性的高度重视，而且还休现在他将道德主体扩大到一般民众，拓展了道德主体的范围。普通民众道德主体性的提升，也对国家治理者提出了更高的道德要求，其对民众的统治也要改变以往的残酷方式，要以德为先治理国家，实行德政。因此，在社会治理中要”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治国者只有保持自我克制，让利于民，才能将”仁者爱人“的道德要求落到实处。为此，治国者要加强自我的道德修养，保持自身品行端正，成为社会的榜样。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所以，正如自身品行端正是对为政者的基本要求一样，正道是治理天下的根本手段。只有遵循以上要求，才能实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
三、道德自信：行在何方
孔子所处的春秋时期，是礼乐崩坏的变革时代，诸侯争霸，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诉求不断增长。他主张通过对周公礼制等传统文化的损益，将周公礼乐文化作为解决时代课题的重要资源，力图为当时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最佳方案，并积极投身于变革社会的实践中。”哀公命席，孔子侍坐，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强学以待问，怀忠信以待举，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哀公既得闻此言也，言加信，行加敬，曰：’终殁吾世，弗敢复以儒为戏矣!‘“(《孔子家语·儒行》)儒者的立世之本就是日夜强学，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努力实践自己的道德主张，以强烈的道德责任感和道德行动力赢得天下的尊重。因此，孔子的道德自信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实践导向，他主张”力行而近乎仁“(《礼记·中庸》)。鲁国本是周公的封国，孔子认为，应该在此实现其”为政以德“的道德理想，”鲁一变，至于道“.他五十一岁初仕为中都宰，颇有政绩，再为司空司寇，努力践行自己”为政以德“的思想主张。”孔子初仕为中都宰，制为养生送死之节，长幼异食、强弱异任、男女别涂、路无拾遗、器不雕伪……由司空为鲁大司寇，设法而不用，无奸民。“(《孔子家语·相鲁》)后因与执政者郑桓子意见不和，孔子带弟子离开鲁国周游列国14年，试图寻求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机会，期间除在卫国和陈国受到礼遇外，在其他各国皆受冷遇，甚至几次有生命之忧。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消极，反而带着一种强烈的道德自信，讲诵弦歌不衰，积极研究、宣传和推行自己的主张。他曾困于陈蔡之间。”孔子不得行，绝粮七日，外无所通，藜羹不充，从者皆病。孔子愈慷慨讲诵，弦歌不衰。……颜回曰：’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世不我用，有国者之丑也，夫子何病焉?不容，然后见君子。‘“(《孔子家语·在厄》)孔子及其弟子们愈挫愈勇，将磨难看做升华自身学问道德的机会。在他们看来，天下暂时不能容，正是表明了自身主张的正确性，见证了自身人格的高尚，因而他们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除了自身积极投身改革社会的实践之外，他还注重培养弟子的从政才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战!‘冉有曰：’即庶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论语·子路》)庶-富-教，孔子指明不仅要关心百姓的物质生活，还要对民众实施教化，提升民众的精神生活水平，这是治理国家的基本思路，其中最主要的是要对民众实施道德教化。他强烈谴责暴政，认为暴政是国家混乱、民众不得安宁的根源。”孔子适齐，过泰山之侧，有妇人哭于野者而哀……子曰：’小子识之，苛政猛于暴虎。‘“(《孔子家语·正论解》)苛政猛于虎更是一种道义上的谴责，应该消除。在孔子的教育和影响下，他的很多弟子认为，掌握了丰富的文化知识，具备了治理国家的才华，就应该胸怀天下，积极投身变革社会的实践，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子夏提出了”学而优则仕“的志向。”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不仅要”学而优则仕“,更要”仕而优则学“,要不断提升自身的学养和教养，其最终目的是服务于天下民众，这也成为儒家学派的道德理想。孔子信任自己弟子的学品和人品，对弟子们充满期待。他不断向执政者积极推荐自己的弟子，力图通过弟子们来实现自己的道德理想。当时鲁国正卿季康子，问孔子哪个学生好学，可以从政，孔子对弟子的才华作了准确的判定并积极推荐。”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子曰：’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曰：’赐也可使从政也与?‘曰：’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从政也与?‘曰：’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论语·雍也》)孔子认为，仲由做事果断，端木赐通达，冉求才艺高，他们都是治国从政的良才。
四、道德自信：以何致远
孔子把讲学授徒视为道德传承的最佳方式和途径，二十多岁开始讲学活动，四十多岁有了自己的学说体系，形成儒家学派，影响日盛，并大规模讲学授徒。孔子的讲学授徒基于一种强烈的道德自信，认为人皆具有可受教育性，人人可以接受教育。”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在孔子看来，人性大致相同，之所以呈现出不同的人生状态，是后天学习的结果，这就意味着人人都可以通过教育发生改变，过一种更好的生活。因此，他提出了”有教无类“的主张：”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也。“(《论语·述而》)孔子招收弟子不分国别和出身，也不分贵族和贫民，甚至犯过错误的人，只要有学习的愿望都可以列入门籍。”有教无类“的教育活动打破了当时贵族官办教育的限制，将受教育的范围扩大到贫民阶层，由此打破了少数人对知识的垄断，更有利于文化的传承传播和发展。在具体的教育活动中，孔子也作了许多教育方式的创新，他与弟子平等讨论，氛围和谐，充分发挥弟子们学习思考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又注重审时度势，抒发自身的道德理想，以此感染弟子。有这样一个教育场景，值得品味。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论语·先进》)在这种教育场景中，弟子们各抒己见，老师风趣幽默，充满着和谐氛围，也充满着孔子的道德教育智慧，体现了孔子一以贯之的礼乐之教理想。孔子基于对人性的自信，拓展了受教育者的范围，也就扩大了自己道德理想的传播范围，提升了社会影响力。也是基于对人性的自信，他创新了教育方法，密切了师生关系，使弟子们更加亲近、认可和接受自己的道德理想，也使自己的学说就更具生命力而传久致远。
孔子在”有教无类“的教育原则指导下，以身作则，教书育人，为人师表，培养了大批优秀弟子，使得儒家学说薪火相传。”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史记·孔子世家》)这些弟子在孔子之后，分散到诸侯各国，或从政，或从教，或从事其他职业，儒家学派的社会影响力不断提升，成为春秋显学。”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汉书·儒林传》)孔子晚年还修订编纂了《诗》《书》《礼》《乐》《易》《春秋》，使之成为保存和传承文化的重要载体，又凝结和传递了孔子所尊崇的道德价值。如，《礼》的作用是使人明确道德规范，做人有所依据。”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诗》的作用是激发人的道德情感，使人忠孝敦厚。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春秋》是使人知道褒贬，不能犯上作乱。”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史记·孔子世家》)《书》的作用是使人通晓施政道理，不至于乱作评论。《乐》的作用是熏陶人的性情，使人品性善良。《易》的作用是能够使人思维精密，辨别正邪。孔子所整理的文献典籍，使儒家所崇尚的道德精神得以保存和传承，成为后世儒者必读书目，也彰显了其道德精神的旺盛生命力。
只有善的文化，才可以发生亲和力，不断得到肯定、追随和尊崇，并且化为时代精神，引领时代发展。道德价值作为文化的核心要素，提供了善恶价值导向，文化自信离不开道德自信。孔子凭其强烈的道德自信，成就了其时代的文化自信。孔子的道德自信，作为其文化自信的灵魂，是一种活的灵魂，我们在新时代更需要继承发展和创新，借鉴孔子的道德自信精神，成就我们今天的道德自信和文化自信，助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