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古国”说在晚清的缘起与演变

　　内容提要 晚清中西知识交流中，西人初步提出了文明古国的说法，又借中西文明的根源性探讨，重审中国在世界上古文明中的地位。随着相关说法在东亚，尤其是中国的传布，梁启超等人在引入地理决定论的基础上，以国人视角创立了各种“文明古国”说，同时将中国视为重要成员，以回应中西学术的本源之争。尽管晚清国人的“文明古国”说存在指称和时限差异，却奠定了今日熟知的“四大文明古国”说的基础。

　　关键词 文明古国 西人建构 梁启超 地理决定 文明争论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20)04—0069—09

　　《贵阳文史》(双月刊)创刊于1981年，杂志学术版是由贵州省文史学会主管，贵阳文史杂志主办的省级学术性、知识性、资料性文史类国内外公开发行学术期刊.是贵州省最早的文史类学术期刊之一。

　　文明古国一词兼具历史悠久与早期开化程度高，影响及于世界的意义。对今日国人而言，“四大文明古国”说作为约定俗成的指称，展示了国家的悠久历史和民族自豪感。实际上，晚清以来“文明古国”说的缘起演变，以及何以发展成“四大文明古国”的指称，仍有待于继续细致梳理。本文旨在探讨“文明古国”说在晚清的演化，揭示外来说法对清末国人历史认识和观念建构的影响，及其蕴含的中西文明话语之争。

　　一、西人的“文明古国”介绍

　　近代西方考古证实了欧亚上古文明的存在，也成为西方文明溯源的基础。19世纪中后期，随着中西交流发展，来华西人向中国介绍世界历史和地理时，初步勾勒出世界上古文明国家的数量和时限，开启了晚清“文明古国”说缘起演变的序幕。

　　1870年，艾约瑟在《中华教会新报》上发表《巴比伦考》，以西方典籍为基础叙述了巴比伦的名称来源，称巴比伦建城大约在虞舜35年。其强调古典记载对历史判定的重要性，以中国历史时间为标尺，便于读者了解不同地区的早期发展史，隐约有中西对比之意。西人介绍上古其他国家时，考虑到中国人的接受，也称赞上古以来中国文教的影响。威妥玛称天下分东西，中国在东方世界的尊荣地位，使得四邻向化，即使偶有“不畏兵威”者，“亦无不共服其教”，且“三千余年皆是如此”。这就以3000年为时限，于东西文明对比中肯定了中国的地位。但这一观点未必能得到晚清国人的认可。有人就称本国“自五帝至今，上下四、五千年，并未说有创造天地万物之大王。”既有中国历史延续四五千年的民族自豪感，也对西人将宗教记录等同于历史的做法不以为然，本质仍是东西文明孰优的争议。

　　考察史事，丁韙良似较早提出了上古古国指称，即埃及“古国也，在阿斐里加东北，俗秉回教，衰弱久矣。”此古国指称侧重历史时间，强调埃及历史久远，而地理位置说明了上古不同地区的发展。至于“衰弱久矣”的阐释，多少说明了古国埃及的近代命运和现实危机，流露出古国如何应对近代发展的思考。此后，丁韪良的《古国遗迹》指出世界五洲中以亚洲最古老，人类产生于此而后散居四方，“风化之开独早”，各国的语言、文字、政事、制度和宗教信仰“莫不创于亚细亚”。古代著名国家尼尼微、巴比伦、印度、波斯和中国“悉兴于此”，而“别大洲先被化之各国，亦皆附近于亚细亚”，如希腊、罗马和埃及。当时亚洲所存的古国仅有中国、印度和波斯。这就指出了上古文明的标准，亚洲成为世界文明的起源地，以中国、印度、波斯、巴比伦和尼尼微等为代表，对其他大洲的文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将埃及、希腊、罗马文明系于亚洲文明的辐射范围中，有助于借助世界上古史叙述中的亚洲中心观回应“西学中源”说。作者还称古代亚洲西部的犹太、腓尼基、德罗亚(即特洛伊)等“声名文物，彬彬称盛”，近代以来，欧美学者先后前往这些地区“勘寻旧迹，用资考证，兼示不忘本原之意”。考古发现中，尼尼微、巴比伦的“碑字类虫篆，初不辨识，久乃渐通其文，参之古书，若合符节，所载事迹足补典籍之阙”，德罗亚古迹也足以证明古代名士的诗篇为事实。故“观于此可见古人著作考据之真，又可见今人好古敏求之效也”。近代考古发掘印证并还原了古代典籍中的史事，成为重新认识世界上古文明的重要凭藉，推动了“文明古国”说的发生、发展和传播。

　　耶稣教会士还尝试向中国人介绍世界文学的起源，称“所业之文学，合古埃及、尼尼微、巴比伦、希利尼(即希腊，引者注)、罗马等国而为各西国文学之原。如木之有枝叶，其发荣之本根乃在四千载而上，与华国差同。”其以古代犹太文学的传人自居，强调世界上古诸国的开化时间在4000年前。又在西方文学的寻根求源中，尝试建立与古代西亚北非及地中海文明的关系。

　　如前所述，西人介绍世界上古文明时，也尝试以中国的历史时间为尺度。1874年，江南制造局出版了林乐知等人编撰的《四裔编年表》。该书起于少吴四十年壬子，以编年体形式简要叙述日本、印度、波斯、小亚细亚、亚西里亚(还有巴比伦、西里亚)、巴勒士登、希利尼、埃及等国的发展，将洪水传说作为西亚诸国历史的肇端。此书以中国帝号纪年法为主，辅以西方公元纪年，于较完整的世界编年史中引入了不同于中国传统的时间观念。历史著述中中西时间的交融统一，便于国人了解其他地区的上古史事，展示了上古主要国家的演进，也是一种兼容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著述尝试。

　　西人也将文字作为上古国家文明开化的重要标准，称西方语言学家考证古今语言文字，意在展示最初“语言文字之道理如何，规模如何”。中国、巴比伦、埃及的早期文字都以象形为主，可参证比较。这以文字为标准，说明了中国、巴比伦和埃及在上古文明史中的领先地位。文字之外，还有其他上古文明的标准。花之安介绍了西亚北非及地中海沿岸的早期开化程度。如埃及的制作、律法、农政、技艺可谓上古之盛，古迹留存较多，文字以象形为主;巴比伦“专精天文、数学”，甚至后来中国的神农、伏羲也生于此;犹太为耶稣降生之地，四千年事迹“班班可考”;希腊“考究理学、格物，国政修，兵法备，制作精”;罗马的“兵法、律例颇为详明”。其以欧洲中心观和基督教神学观念为基础，昭示了这些国家的上古文明成绩，以及古迹对重新认识上古历史的意义。作者援引拉克伯里的“中国文明西来说”，强调中国文明与巴比伦文明的传承联系，揭示了中国在世界古文明中的地位，也是对中西文明根源性探讨中“西学中源”说的反动。

　　《图画新报》较早将中国与埃及、巴比伦等共同视为文明古国。其称“世界最古之国”包含中国、印度、犹太、埃及和巴比伦，指出巴比伦已衰败不能为国，又以人工古迹为切入点，称埃及宏伟巨大的古建筑本为“表扬其国君之能”，无裨实用，反倒是中国的万里长城和运河方可称万世之利。这一“世界最古之国”的阐述，或为后来“四大文明古国”说的最初雏形，也有将中国引入世界上古史的用意，强调了不同古文明问的差异。而犹太的强调则展示了教会报刊的性质。西人将中国纳入上古文明体系后，尝试给予其超过其他文明的时限。李佳白称“中华为五洲上国，文教最先。神皋沃壤，户口蕃庶，尤甲地球。”这强调中国上古文明形成之早，及其在世界的领先地位。固然考虑了中国人的接受，也折射出“西学中源”说的某些余韵。

　　李佳白讨论中国文教开化的起点时，指出全世界只有中国“文教之兴在六千三百年以上，迄今无改”。这甚至有一种为中国历史表荣光的意思。他以伏羲画卦为中国文教绵延的开端，利用中国的历史时问阐释其他世界上古文明的发展。如欧洲的格致技艺虽源于希腊，盛于罗马，“实托始于古埃及”。古代欧洲先受教于巴比伦，后在大约商朝时，“洒哥洛从埃及来，建国于雅典，教民礼义文字，是为欧洲人文学之祖”。作者展示了中国文明的源远流长，更重视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文明的起源。这强化了埃及和巴比伦在世界上古史的地位，也回应了“西学中源”说。如何在欧洲中心观下說明上古不同地区的文明，成为西人在向中国人灌输历史知识时必须考虑的问题。这一观念或影响到了其他的报刊。《万国公报》有文章指出，早在中国殷商时期，埃及就“以文雅蜚声于全地，而为希腊(鼎于中国周代)、罗马(鼎于中国汉代)导师”。西人对文明古国的标准判定，不仅应历史悠久，更需要影响世界文明的发展。东西文明的相互关系成为“文明古国”说的重要内容。

　　1901年前后，英国人华立熙发表了以“古世文明”为题的系列文章，其中包括埃及、巴比伦、亚述、犹太、米太和波斯，指出了这些国家上古文明开始的时间。埃及创建“不知始于何时，迨为后人考知之世，则已建都分省，一切政制，粲然犁定矣”，大约西历前2700年，米尼司王战胜下埃及，建都孟菲斯，此后历代递嬗近二千年。巴比伦和亚述作为世界古国，也无从追溯缘起。前者在太古时亦称迦勒底，以巴比伦为首都，其在各地建造殿宇，大兴文学，皆西历前2000年的事情，后者是巴比伦西米底族人北进时建立的国家。犹太作为亚述与腓尼基的亲属，最初由亚伯于西历前2000年得上帝默示迁居迦南。至于米底和波斯，其史事发生的时代已经是公元前7世纪的事情了，且代亚述和巴比伦而兴。尽管同样隶属于古世文明，但米底和波斯却较前四国晚了千余年。如此，埃及、巴比伦、亚述和犹太在上古文明史的地位，未必是米底和波斯所能比拟的。

　　当然，近代考古成绩对西人的“文明古国”说有重要影响。学者介绍巴比伦汉谟拉比法典的发现，称“其时在纪元前二千二百年，当中国夏禹之世，实为天下万国古律之造端”;埃及地区发现的古代石碑上有学者贾钦那的《格言》，“为纪元前三千九百年，当中国伏羲以前一千年，去今五千八百年。各国纵有达人，恐皆瞠其在后”;印度也发现了“皇初遗迹”。中西历史对比中，多少有后来“四大文明古国”说的影子。李提摩太以考古实物为基础，强调巴比伦和埃及有据可考的历史都超过了中国，反对李佳白对伏羲画卦的时间判定，指出中国的文教开化并非领先世界。这对晚清国人的历史认识产生了冲击，如何在世界上古文明叙述中安置中国的位置，也成为需要回应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近代考古发掘也对有着民族自豪感和政治考虑的“西学中源”说产生了重大冲击，同时也成为“中国文明西来说”的重要依据。

　　二、外来教科书与梁启超的文明古国建构及影响

　　19世纪70年代，晚清国人已直接了解到西方世界的古国认识。驻英公使郭嵩焘就有“英人高第丕著《古国鉴略》，述犹太、巴比伦尼亚、亚述利亚、埃及、希腊、罗马、印度及中国凡八国，并立国数千万年，而可纪数者终不过五千年，以前皆得之荒远传闻”的记录。西人提出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八个古国，实将中国纳入到世界上古史。这些国家立国时间虽长，有记录的史实却不过5000年，揭示了古国标准。这也有助于郭嵩焘了解世界上古史中与中国并立的古国。

　　实际上，清末新式教育改革中，外来历史教科书的应用和改编，为国人接纳“文明古国”说提供了便利条件，有助于“文明古国”说在晚清的社会化，更成为构建本土化的“文明古国”说的基础。美国人迈尔的《迈尔通史》是在清末有重要影响的世界史教材，且提出了最古文明国的概念。他称古代东洋诸国“民族既殊，其性亦各异”，埃及善于建筑工艺，西里西亚勇壮剽悍且建筑雕刻精美，巴比伦尼亚习于商业，爱珍宝丽品，希伯来以一神教称，斐尼西亚殖民通商，传东洋文明于西洋，波斯“宗教文学甚盛”。这些国家的人民“皆最古文明国之人也”，共同成就了古代东洋的文明，使之具有单纯和伟大的特性，且尤以埃及为代表，“实希腊罗马文明之原动力也”。时人或以埃及开国时间为公元前3000年，或以为公元前5000年，考诸新发现石碑，后说更确。作者的东洋认识不同于当时日本学者的观点，确立了世界最古文明国及不同国家的民族特性，强调其对希腊罗马文明的影响，论述了近代考古对于古国历史重现和判定的意义。作者叙述西亚北非地区的最古文明国后，话锋一转，指出大地各国除埃及外，中国“建邦最早，开化亦最早”，又接受“中国人种西来说”，称中国“开国约在西历前三千年”，后“创业垂统，以迄于今”，五经为“寰宇最古之书”，其中“有四五千年前所著者，其古可想”。这在西方中心观的世界史叙述中将中国纳入最古文明国，与西式分期影响下近世中国史叙述“纳中国以入世界”的尝试相映成趣。迈尔的教材在清末学堂的应用，对国人接受“文明古国”说有积极作用。

　　李提摩太的《泰西新史揽要译本序》提示了亚非文明古国的长久影响。如古希腊人“勤学好问，美誉四驰”，很大程度受益于埃及和巴比伦，后两国学问的最盛时期相当于中国夏商周之世，经希腊继承发展，影响深远。作者追溯西方学术的缘起，强化了古国埃及和巴比伦的地位。中国历史时间的应用，固然有助于国人了解世界上古史事，也有助于“文明古国”说潜移默化的传播。

　　比较这些“文明古国”说，梁氏思想上的流质善变显露无疑。研究者称其叙述文明古国时前后观念变化明显，此说甚是。但《支那文明史》奠定的底色却不容忽视。而梁氏清末新学巨子的地位有助于其“文明古国”说的传播和接受。蒋智由在《中国人种考》中指出，太古文明包含起源于公元前5500年的埃及，起源于公元前4500年的迦勒底，以及赫梯、巴比伦、小亚细亚、腓尼基等，故地中海沿岸的西亚、北非和东南欧实为世界上古文明的起源。他又称上古文明形成与优越的地理条件密切相关，埃及、迦勒底莫不如此。蒋氏接受了“中国人种西来说”，强调地理因素对古文明形成的影响，叙述文明古国时并未提及中国，这也是他与好友梁启超不同的地方。同样作为梁启超的好友，夏曾佑的《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较明确地提出了“文明古国”的说法，称“世界各古国，如埃及、巴比伦、印度、希伯来等，各自有书，详天地剖判之形，元祖降生之事，其说尚在，为当世学者所知。而我神州亦其一也”。中国成为与埃及等并列的世界古国，各有典籍的事实依据也折射出这些国家的上古文明开化程度。相较于梁启超的“文明古国”说，夏曾佑借希伯来强化了犹太民族上古文明的地位。此新式中国史教科书在晚清民国的广泛应用，有助于将“文明古国”说烙印于近代国人的思维世界。康有为称“大地文明之古，自中国印度以外，突厥之境，为文明发生之始，亦为战争之聚”。后一地区几千年来变化繁多，关系欧亚交通，是“最重大、最怪异之境土”。埃及和巴比伦“与我国文明早发则同，而庆幸亦多迥异也”，且巴比伦和亚西里亚地近俗同，实为一国，“与埃及之文明两源发生，并在唐虞以前”。中国文明难以与埃及、巴比伦简单比较，后两者也“终不类我国之一统在黄帝尧舜前耳”。这与梁启超的“文明古国”说基本相近，更强调中国作为统一国家的时间早于埃及和巴比伦等，寄托了文明确立时间早、延续至今的民族自豪感，影响到了后人对本国作为文明古国的特性认识。康有为还以希腊为欧洲文明之祖，称“大地文明大国，惟吾中华、印度、巴比伦、亚述、波斯、埃及与希腊矣”。其所谓“文明大国”，也相当于古国。以希腊为欧洲文明之源，隐约有古今中西对比之意，也说明清末国人“文明古国”说的复杂性。章太炎1909年与梁启超通信时提及亚洲四文明概念，指出“亚洲四文明国语悉当学习，一汉语，二梵语，三波斯语，四亚刺伯语。此皆文化旧邦，其言足以明道艺，极文采”，其他国家的语言文字“皆就此四种文字剪截挫碎而已”。语言文字成为“文化旧邦”的重要标准，以亚洲为其他地区文明的源泉，展示了亚洲中心的观念。但在具体国家上，章太炎的亚洲四文明与梁启超的“四大文明古国”说差异较大，这也在于二者的立意和标准不同。

　　上述例证说明，以梁启超为人际网络核心的清末知识人对“文明古国”说的接受，以及彼此的差异。同一时期，梁启超的“文明古国”说也通过白话报刊对一般国人产生影响。有人将其《地理与文明之关系》翻译为浅显易懂的文字，称中国、印度、巴比伦和埃及受惠于河流平原的地理因素，“全都在几千年以前，就成一个大国的形式，很有文明气象……和世界上的文明，很有好大的关系。”旧文新颜的处理中，此处更重视四大文明对世界文明的影响，揭示了梁启超“文明古国”说在清末的社会化传播。

　　三、文明争论下的现实回应

　　近代西方(或称欧洲)文明的强势话语下，国人认识到文明古国虽各有特性且影响及于世界，却都面临着近代文明的新挑战。如何使中国文明在近代西方文明的冲击下求得新发展，成为国人应用“文明古国”说时必须考虑的问题。梁启超指出，中国、印度、安息、埃及、墨西哥等虽为西人所称的文明祖国，但在全球“若比邻”的近代，其他四国不能与欧洲人交流而“生新现象”，故“文明已灭”。当时世界只有以欧美为代表的泰西文明和以中国为代表的泰东文明，更是“两文明结婚之时代”。他期待以近代西方文明为中华文明的新发展提供新活力，同时将中华文明与泰西文明置于平等地位。《申报》指出，李佳白称亚洲有中国和印度两古国，前者开辟5000多年，后者开辟4000多年，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但当时两国的现状却不由令人起“喧宾夺主，古不如今之慨”。古代文明在近代转型中的无奈和苦痛，暗含了以近代西方文明重审古代文明的深意，古今文明的差异随之展现。

　　近代西方文明在清末的强势话语，也使得国人的“文明古国”说既反思了近代中国文明落后的原因，甚至以近代西方文明为未来发展路径。有人称中国和印度“发达最早，辉映亚东”，泰西的巴比伦和埃及也同时兴起。又借鉴地理论定论，指出中国和印度作为大陆国家，受阻于海洋，交通不便，没有外界竞争，范围不广，进步不快，“历数千年之传衍淘汰”。巴比伦和埃及因距离地中海近，“建筑雕刻天文历算諸术，莫不闳大精细，可与犹太神学，腓尼基航业，波斯军政，并传不朽”，影响及于希腊和罗马，最终成就欧洲文明。世界文明史最终呈现出地中海文明时代、大西洋文明时代和太平洋文明时代的循环更替的发展趋势。作者认可上古四大文明国家，却称中国与印度作为大陆文明，最终因缺乏与外界的交流而落后于世界;埃及和巴比伦受惠于海洋文明，成为后来欧洲文明的基石。言语之中，仍是中西文明的差异。此文也指出太平洋文明时代为中国文明的新发展创造了契机，“文明潮流乃由西亚而欧而美而复归于东亚”。西力冲击下，其他三国或墟，或削，或残，只有中国“巍然适当其卫”，主张“急起直追，兼容并包，返观自镜，舍短取长”，最终使得中华山河复现光明。否则便是“甘受文明诸国潮流之冲击”，而不以其他文明古国的近代命运为鉴。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中，文明古国的近代命运与应对西方“文明诸国”冲击的呼吁，都强调中国文明已经落后于近代西方文明，并将后者作为前者未来发展的方向指示。文明的古今之别和应时之需得到强调。

　　或受此观念影响，有人称在阅读世界文明史时认识到中国是“最古五大文明之一”，且最古文明与巴比伦密切相关，中古文明也受印度影响，希望国人效法欧洲，以“科学分业之精理”助成“祖国之最近文明者也”，使中国由古代的黄河长江文明“一跃而为最近之太平洋海文明”。文明潮流的更替说明古代中国文明已经不适于近代，需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文明为方向，折射出近代中西文明孰优孰劣的价值判断。古国新命中的使命或命运显然是以西为尊。这样，晚清的“文明古国”说融入了不同文明问的古今与中西对比。国人感受到了西方文明的压力，呼吁以其他文明古国的遭遇为鉴，并通过民族主义的引入强化了中国文明古国的地位，进而找寻本国在新历史时期的发展之路。《东方杂志》有社论称上古发达民族以中国、印度、埃及、墨西哥和西亚诸邦为代表，但“今已亡者四矣”，中国同样面临着灭亡的危机。作者强调地理决定论，认为温带民族“必聪强得天然之文明，而人为之文明即随之发生”，中国、印度、埃及、墨西哥和西亚诸邦文明的发生“实天地使然”。但创造文明的东方民族不求进步，“既不能吸收外界之文明，复不能发达内界之文明，而遂日即于沦灭耳”。他希望中国民族在物竞天择的近代世界“深察乎文明所自来，而于内界思想发达之，于外界思想吸收之。毋为埃及诸邦之继”。其文明古国认识很近梁启超的认识，更主张以其他古国的近代命运为鉴，最终开启内外兼收并蓄的发展。这呼应了晚清以来日趋严重的民族危机，近代西方文明的冲击下，因应之术的选择关系到中国文明的延续和发展。这一社论还尝试划定文明古国的起点，“征诸书契言之，则亚系文明之发生，实当中国虞舜时代，西历前二千二百年间事也”。巴比伦和印度文明“实在吾民族西来之后也”，埃及文明发生的时间也大致相近。尽管考古发现证明西亚诸邦建城时间在公元前三四千年，埃及文明亦可追溯至公元前三千年以前，作者却以纬书为据称中国文明早于西亚文明，埃及文明晚于中国的包羲时代。这回应了“中国文明西来说”，强调中国上古文明的形成早于其他地区，展示了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与政治考虑，强化晚清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以更好地应对现实危局。但面对巴比伦和埃及的考古实物证明，只能以纬书为据的回应，却使得中国作为文明古国最早国家的判定显得色彩黯淡。

　　晚清兴起的民族主义情绪，也使得国人将传统文化的绵延不绝视为本国成为文明古国的关键，希望通过保存民族文化，应对近代西方文明的挑战。赵炳麟在《请立国学专门疏》中援引了梁启超的五大古文明说，强调中国自周秦以来“文物典章、灿然大备”，与印度、安息、埃及、墨西哥同称世界五大文明祖国，后四者却“文明与国俱亡矣”。他主张设立国学专门学堂，彰显“立国之特质”，“保存国粹，所以坚国民之爱国心也”。亡国与亡天下之辩中，设立专门国学是为在西方文明的强大攻势下实现民族文化和国家的延续。晚清国人的“文明古国”说也带上了沉重的时代枷锁。与赵炳麟相比，《国粹学报》学人群体的“文明古国”说既有联系，也有发展。许守微指出文明古国已经所剩不多，埃及、希腊、印度皆失国粹，“或亡或灭，或弱或微”，而中国“犹岿然独著于天下，不可谓非天择之独厚也”，借优胜劣汰的天演公理称中国文明适于当时世界。作者又以欧洲文艺复兴为例，强调中国应仿效并复兴国粹，“国粹者也，助欧化而愈彰，非敌欧化以自防”。这既有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民族自豪感，也强调引其他古国为戒，保存国粹并引入欧洲文明，寄托了以中西融合实现中国文明新发展的期待。邓实叙述文明古国的代表书籍称，“中国古代之有《六经》，犹印度之有《四韦陀》，犹太有《旧约》而已”。流传数千年的典籍成为古国文明的重要标志。保存国粹成为延续文化特质，抵抗外来文化侵略，实现新发展的关键。《国粹学报》也指出中国“文明古国五千载”的历史，强调传承国粹，守先待后，抵抗西洋文化和日本新学的冲击。

　　汪荣宝肯定了中国的文明古国地位，同时期待中西文明交流。他称中国建邦在五千年前，有世界最长的历史，自古以来就在文化上领先东洋诸国，疆域为东亚的十分之九，兴衰隆替“足以牵动亚细亚列国之大势”。中国史占据东洋史的泰半以上，“隐与西洋史为对峙”。这赋予中国五千年文明古国的特性，强调中国作为东洋文明代表与西洋文明同为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未将西方文明置于中国文明之上，民族主义的自豪感溢于言表。这样，国人应用“文明古国”说时，既仰望近代西方文明，甚至以之为中国文明的发展方向，也尝试平等地思考中国文明与近代西方文明，强调保存民族文化(或称国粹)对中国作为文明古国的意义。“文明古国说”也融入了反思现实，应对挑战，实现未来发展的深意。钱玄同与友人讨论时，后者称“世界文明古国莫古于中国，文明之备亦莫备于中国，若云能亡，未见其然”。显然强调中国文明的久远和完备，彰显了时代危机下中国不会亡的自信。钱氏赞同此说，也指出“骄则必亡”，中国文明完备，若能发扬光大，不仅不会亡，“且可永存昌大也”。但声明文物迭遭损坏，学术虽复昌明，却仍无补于实际。钱玄同冷静思考了中国作为文明古国的历史，同时寄托了文明转变以有用于时的期待。清末外敌入侵和民族危机的大背景下，如何实现文明古国的近代转变，延续中华文明并将之发扬光大，也成为那个时代，乃至此后很长时间内中华民族独立和复兴的重要议题之一。

　　显然，晚清国人的“文明古国”说呈现出不同面相和深意。其中固然有本国开化时间早且绵延不绝的自豪，也有借鉴其他文明古国近代遭遇，保存民族文化，通过中西交流完成新发展的期待。中国的文明古国身份使得其在中西文明论争和未来方向的选择中呈现不同面相。后人再次审视晚清“文明古国”说的缘起演变，于民族自豪感外，或许也能感觉到近代西方文明对中国历史重塑的影响。

　　四、结语

　　1911年，黎元洪在就职典礼上称国人应共同努力，“与寰球各国并驾齐驱，使我五千年文明古国历史上发立场光彩，子子孙孙永保幸福”。这一以黄帝为中国历史缘起的演说中，五千年文明古国包含浓厚的政治意义，揭示了“文明古国”说的社会化，更强化了中国五千年文明古国特性约定俗成的认识。

　　若以现代考古学成绩为据，或许世界上古史本不存在所谓的“四大文明古国”。但从晚清来华西人在世界历史和地理的介绍中，初步勾勒出上古主要文明及区域，并尝试将中国引入“文明古国”说，到梁启超等借用外来说法创立本土化的“四文明古国”说，且将中国视为其中重要又特殊的一员，“文明古国”说在晚清的缘起演变展示了现实政治、历史文化和西方理论的交互影响。而古今中西不同文明的比较、争论和特殊性展示，也折射出国人面对本国历史和现实时的苦心孤诣。今日中国面临的时代主题和發展环境已经不同于百余年前，厘清彼时“文明古国”说所承载的复杂意义，对于在历史和现实叙述中更好地揭示中国和世界的关系，进而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或不无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