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农村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

　　内容提要 开展农村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是推进平安乡村建设，全面促进农村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基于源头环节、生产加工环节、流通环节及消费环节分析农村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关键环节，从农村食品安全供应链内部供给体系不规范、物流支撑不发达、市场信息不对称，以及供应链外部社会环境不发达、监管体系不完善、观念意识不成熟等方面剖析农村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主要症结。遵循多环节覆盖、多部门联动、多主体参与、多渠道规制、多信息追溯、多形式宣传实践路径，实现农村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均衡化、协同化、多元化、法規化、透明化、公益化。

　　关键词 食品安全 关键环节 主要症结 社会共治

　　〔中图分类号〕D922.16;F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20)04—0104—09

　　《中国农民合作社》(月刊)创刊于2009年，是由农业部主管，农业部管理干部学院主办，农业部人事劳动司、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农业部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总站指导，已获得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正式出版发行。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农业产业转型升级，农村消费水平不断提升，2018年我国农村常住人口约5.6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40%以上;农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55350亿元，居民生活得到极大改善。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胜期，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然而，我国农村食品安全风险仍然存在，诸如“康帅傅”“六大核桃”等农村“三无食品”，“亲嘴牛筋”“素烤鸡皮”等农村“五毛食品”，“土法红糖”“农家腌萝卜干”等农村“自制食品”等消费欺诈屡见不鲜，威胁农村居民人身安全。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实施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工程，促进农村食品安全战略有效实施，是增强农村食品安全治理能力，全面促进农村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之一。我国食品安全形势总体平稳向好，然而基层农村食品质量安全风险仍不容忽视，亟须把握我国农村食品安全现状与问题，探讨农村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实践路径。

　　社会共治是实施食品安全战略、推进农村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有效路径。社会共治指公共部门和私营机构共同参与监管特定公共政策利益及目标，强调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近年来被广泛应用于法治建设、食品安全等领域，是一种将行政立法与自我监管相结合的有效机制。2015年《食品安全法》强调“食品安全工作实行预防为主、风险管理、全程控制、社会共治”，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农村是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源头和基础，然而，我国乡村地区居民数量庞大，经济发展缓慢，农村食品安全工作起步晚。此外，政府失灵导致资源配置不足、监管效率低下，信息不对称引发党政机构、食品企业、农村消费者等多方主体沟通不畅，农村地区劣质食品大量倾销、违禁物品肆意添加等食品安全事件频现。由此，在农村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中发挥社会组织专业性、自治性、独立性等优势，构建农村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新格局，对于推进平安乡村建设，满足农村地区人民群众美好需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以往关于社会共治的研究成果，主要基于管理学、社会学和法学等视角，集中在网络规制、公共服务和法规体系等领域，围绕界定主体、健全法规、体制比较和提升绩效等内容展开，专门针对农村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研究成果较为匮乏，立足我国农村食品安全风险现状与问题，从政府、食品企业、第三方机构和消费者等多方主体视角，探析农村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策略的研究成果更是少见。基于此，本文拟遵循“关键环节一主要症结一实践路径”的农村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的研究框架，研究农村食品安全风险的窘境、症结及社会共治实践策略。

　　二、文献述评与研究框架

　　1.食品安全战略的提出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三五”规划建议率先提出“实施食品安全战略”，强调“形成严密高效、社会共治的食品安全治理体系，让人民群众吃得放心”。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通过坚持“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提高食品安全监管水平和能力”。2018年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提出通过“完善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标准”“建立农产品质量分级及产地准出”“完善农兽药残留限量标准体系”等多元措施推进食品安全战略。食品安全关系到人民身体健康和社会稳定，农村作为食品生产源头，为食品安全战略实施提供物质基础，确保农村食品安全工作有效进行，对于保障我国食品安全战略实施具有重要作用。杨柳和邱力生聚焦农村食品安全监管微观因素的研究发现，农户食品安全风险感知与食品安全心理显著地影响农户生活状态与心理行为。胡跃高认为良好的乡村农业基础对推进食品安全战略工程、解决国家食品安全问题具有重要作用。李明提出通过“严产、严管、严打、严责、严育”助力农村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推进农业基础稳固，农村和谐稳定，农民安居乐业，保障食品安全战略落实到农村。学者们分别从农村食品安全战略影响因素、战略地位及农村食品产业培育方式等角度探究农村食品安全风险治理问题。也有学者探究农业发展环境、生产要素、政策特征等对农村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支撑要素。吴群认为通过推进农业创新发展，落实规模化生产与新型经营模式，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与优质产品安全供给，可帮助营造农村食品安全风险治理良好环境。刘海洋提出聚焦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农村食品产业信息化，优化农村食品生产高端技术，提供农村食品安全风险治理基础要素。张晓山提出优化农业结构，调整制度特征，改革流通体系，为保障粮食安全供给、推进农村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提供政策要素。由此，全面实现我国食品安全战略必须实施农村食品安全风险治理。

　　2.农村食品安全风险现状与问题

　　农村食品安全风险是指农村居民食用或使用食品后，可能出现影响身体健康或社会秩序稳定等不同程度的安全风险。倪楠指出，农村地区作为我国食品安全风险监管中最薄弱环节，亟需探究治理路径。王建华等人研究发现，我国农村地区存在人口众多、经济条件相对落后、居民文化素质较低、食品消费方式迥异等特点，为农村食品安全风险监管带来困境。倪楠研究指出，我国农村食品产业涉及个体农户、家庭农场等食品生产者，无证作坊、小型工厂等食品加工者，路边摊贩、街头餐饮店等食品销售者，老人、儿童、孕妇等食品消费多元主体，农村食品安全风险具有诱发主体点多面广、安全事件种类繁杂、监管制度难以落实等特征。面临法规落实难、犯罪人口众、产业标准种类异等窘境，胡婧超和程景民强调加强农村食品安全风险宣传教育，提升农村食品安全风险监管能力。李蛟提出通过完善农业监管立法、加强农村资源投入、保障农村信息公开、构建产销信用体系加强农村食品安全风险监管。但现有研究大多基于单一视角，未从宏观角度探究农村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策略，由此，亟需探究农村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为推进食品安全战略在农村应用与实践提供理论基础。

　　3.农村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理念及策略

　　食品安全问题具有波及范围广、涉及人员众、信息隐蔽性强等复杂性及危机预警管理难、安全事件突发性强等特殊性，学者们提出以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理念化解食品安全风险的主张。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理念强调推进“社会协同”与“公众参与”，引导社会各界主体发挥监管责任意识，共同保障食品安全。刘飞和孙中伟探究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提出国家、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协调是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的关键。谢康等人提出通过震慑逐步形成社会共识，通过价值重构降低社会长期成本，形成社会震慑信号与价值重构互补的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模式。王名等人强调坚持法治原则、提升各级主体共治能力、研发共治技术实现多元主体共同治理。胡颖廉提出优化风险交流、贡献奖励、典型示范、科普教育、第三方参与等构建社会共治机制。学者们分别从社会共治的前提、运行过程及实现机制进行了探究，但专门研究农村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的研究成果较为少见。可见，立足新时代食品安全战略，探究农村食品安全风险及其社会共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4.研究框架构建

　　立足新时代食品安全战略背景，针对我国农村食品安全现状与问题，遵从“关键环节一主要症结一实践路径”的逻辑框架，深入地探析我国农村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的现状、问题与对策(见图1)。首先，从供应链源头环节、生产加工环节、流通环节和消费环节视角，深入地、全面地剖析我国农村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的关键环节;其次，从供应链内部因素和供应链外部因素两方面，揭示我国农村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主要症结;最后，基于农村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关键环节和主要症结，探寻化解路径和对策建议。

　　三、农村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关键环节

　　基于供应链视角，农村食品安全风险主要分布于源头环节、生产加工环节、流通环节及消费环节。剖析农村食品安全风险分布和表征，对于识别农村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的关键环节，提升农村食品安全风险治理能力具有重要作用。

　　1.农村食品安全风险源头环节

　　供应链源头环节是农村食品安全风险的起点，包括农产品种植、养殖涉及的农业资源环境及各类经营主体。农村食品安全源头环节风险表现为水资源短缺、农药残留及土壤重金属污染。首先，农村地势复杂多样，传统工业快速发展导致农业用水大量占用，且水资源区域差异显著、农田节水灌溉面积占比较低、农业废水排放方式粗放，抗生素、地膜等过量使用引发农村地下水严重污染。可见，我国农村水资源总体供给不足，水源质量较低，为农村食品安全风险埋下隐患。其次，农户种植、养殖分散导致生产成本高、经济效益有限、農户逐利现象严重，而化肥、农药等投入品价格相对较低，产量提升快，农兽药、保鲜剂含量超标、养殖饲料添加违禁药物已成农村地区常态，高效肥与低残留农药推广难等使得农村食品安全风险更甚。最后，随着农业生产技术进步，汞、铅等有毒有害重金属与化学品在农作物、水产品中不断积累，影响农田植物生长发育、破坏渔业资源生态环境。此外，农村垃圾分类落实难，秸秆焚烧频率高，残膜回收流程繁复等现象加剧土壤重金属富集与扩散，对农村居民健康构成威胁，造成贫血、骨骼软化等疾病。

　　2.农村食品安全风险生产加工环节

　　农村食品安全风险的生产加工环节风险是指农村农产品在原料购买、配方调试、存储包装的过程中，由于加工技术不成熟、卫生环境不达标及工作人员操作不规范等原因导致农产品残留有害物质，危害人体健康，包括生产流程不规范、加工环境不达标、人员素质有待提升等。首先，农村食品生产加工主体规模小、流动性大、覆盖面广，个体摊贩、家庭作坊等食品经营主体普遍存在食品原料腐坏变质、食品生产加工环境微生物菌落超标、食品安全检验检测设备落后、食品无预包装和食品包装破损、食品标签缺失等严重问题。其次，农村地区工地食堂、农村学校食堂等食品销售消费场所的清洗保洁设施落后、防虫防鼠设备稀缺，小作坊及摊贩等加工环境狭小拥挤，生产问和成品问未单独隔开，因此，农产品食品交叉污染现象严重。再次，农村食品从业人员食品安全风险控制意识低、食品安全风险辨别能力弱、食品安全法规解读能力不足，食品清洗消毒、分级包装等环节操作不规范，使用过期原材料和有毒有害添加剂，制假冒假和以次充好等现象屡见不鲜。

　　3.农村食品安全风险流通环节

　　农村食品安全风险的流通环节风险是指农产品在时间或地域转换流通过程中可能遭到污染等引发风险，④涵盖物流运输不便利、冷链基础不健全、准入制度不完善等原因。农村地区现代化物流网点覆盖不足，冷链物流技术落后，农产品流通效率低，农产品物流信息传递慢。因此，农村食品流通周期长、腐烂破损率高，流通环节的食品安全风险高。究其原因，我国农村冷链物流建设资金匮乏、冷链物流人才稀缺，“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物流技术下乡难，农村食品处理中心、冷藏保温车、恒温库和冷冻库等冷链基础设施建设陷入瓶颈。此外，农村食品市场准入机制不严密，大部分食品批发市场缺乏规范的食品检验检疫设施，食品经营主体在食品流通环节往往忽略食品厂家、生产期及保质期等食品安全重要信息，食品市场监督主体对食品经营许可证、食品质量检测报告、食品从业人员健康证等相关证件检查不严格，最终劣质食品向农产品市场倾销，进一步积聚了农村食品安全风险。

　　4.农村食品安全风险消费环节

　　农村食品安全风险的消费环节风险是指农村农产品在消费环节遭受外界污染或自身质量变质，导致产品残留有害成分或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以信息传递不通畅、市场体制不健全、相关主体食品安全知识匮乏等尤为突出。一方面，农村地区老人、家庭主妇和儿童等消费群体人口基数大，他们食品安全鉴别能力弱，大多数凭颜色、气味等特征判断食品质量，“廉价消费”观念根深蒂固，对食品品牌、食品标签、食品可追溯信息等反映食品安全的重要信号重视程度不高。另外，农村消费者维权意识淡薄、维权渠道不通畅、维权手续繁琐，使假冒伪劣食品、过期回炉食品大有销路。另一方面，农村地区小超市、小摊贩和小餐饮等食品经营主体食品安全知识匮乏，食品安全风险控制意愿低，食品进货渠道混乱，农村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分散，监管人员少、监管任务重、监管成本高，对集贸市场、熟食加工点、流动小吃店等农村食品经营主体难以实行全面的、深入的管理，因而农村食品消费环节频繁出现道德缺失、质量安全控制能力不足等问题。

　　综上，农村食品安全风险涉及环节长，参与主体多，存在源头环节环境污染、生产加工环节明知故犯、流通环节监督失灵和消费环节食用不科学等弊端，必须进一步剖析农村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主要症结。

　　四、农村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主要症结

　　1.农村食品安全供给体系不规范

　　农村食品供给体系涵盖农产品供给过程、流通过程和消费过程。而农村食品市场供给体系不规范现象严重，部分企业为获取高额经济利益，售卖低价劣质食品，且农村消费者仅依靠价格、经验购买食品，无法辨别食品质量，引发优质食品无人问津、隐患食品过度供给等现象。一是供给过程不规范。农村市场供给主体数量大、规模小，在产地监测、施肥用药、分级包装等环节存在风险隐患，在市场供给过程中存在生产许可证缺失、进货质量控制不严格等问题。二是流通过程不规范。农村食品通过街头商贩、社区集贸市场等规范性较差的渠道销售;农村交通不发达，电力设施落后引发冷链市场物流缺失;流通管理体系不健全导致食品包装、储后管理不善。三是消费过程不规范。农村地区消费产品种类庞杂，普遍含有白酒、饼干等散装食品及凉菜、炒货等裸卖食品，存在供货渠道不明、新旧食品混合售卖等安全隐患;大排档、农家乐、农村宴席等卫生环境差，生熟食品交叉污染、防蝇防尘设备缺乏，难以保障农产品食品供给安全。

　　2.农村食品安全物流支撑不发达

　　农村地区地域辽阔，物流分散性、差异性强，发展速度慢，物流支撑不发达。一是物流技术研发难。农村物流技术研发资金匮乏，物流基础设施相对滞后，农村物流网点多止步于乡镇，导致优质食品“下不去”，特色食品“上不来”，农村食品物流“最后一公里”面临瓶颈。二是物流体系普及难。农村居民风险规避意识强、消费习惯保守，对无人机、区块链等新型物流体系难理解，对网络支付、货钱时空分离等新电商模式接受度低。三是物流模式实践难。农村地区经济发展、医疗水平较城市差距较大，物流人才引进难、物流管理专业性弱、物流服务意识差，现有物流包装材料保温性不足，物流通信设备稳定性差等导致优质物流模式难以实践。

　　3.农村食品安全市场信息不对称

　　农村食品安全市场信息不对称指食品安全信息在农村种植者、养殖者等食品生产者，小作坊、小摊贩等食品经营者，老人、孕妇等食品消费主体问不对称分布。可追溯系统通过识别、存储和验证相关数据，溯源产品生产流程与定位，降低农村食品安全风险。农村食品市场具有明显的经验品和信任品特性，信息不对称主要体现如下：首先是食品标签信息不对称。农村市场食品标签残破不全、虚标生产日期、安全认证标志等现象严重，对于部分裸卖食品，监管人员既无法测定其营养信息，又无从追溯其制作流程。其次是品牌商标不规范。农村居民品牌意识淡薄，名优品牌、区域品牌认知度低，食品包裝滥用标识、假冒文字图案现象频发，一旦发生食品安全事件，监管部门难以追责，消费者投诉无门、维权无果已成常态。再次是可追溯体系不完善。农村地区缺乏整合流通数据、商户信息、菜品信息等数字化信息平台，且其即产即销交易模式、经营主体购销台账记录不全，导致供货商营业执照缺失、索票索证难等问题，阻碍农村食品可追溯体系发展。

　　4.农村食品安全社会环境不发达

　　我国农村居民在学历水平、人均收入等方面较城市整体偏低，相应地农村食品安全社会心理及文化环境较为复杂。一是购买行为引致食品安全风险。价格是农村居民购买动机的首要影响因素，小卖部、集镇商店、农贸市场是农村居民购买商品的主要场所，“批量购买、家中囤积”是农村居民购买的重要特征。二是群体聚餐引致食品安全风险。聚餐原料来源渠道多、购买数量大，水源固定或稀缺、厨师队伍临时组建导致食品清洗用水反复利用、加工方式不科学，临时搭建聚餐场所离公共场所、养殖场所较近，引发蚊虫随处叮咬、食品露天存放等安全隐患。三是传播方式引致食品安全风险。在农村地区电视、广播、报纸为食品安全信息的主要传播媒体，微信微博等新媒体难发挥作用，此外，农村居民文盲比例相对城市较高，多以口头传播流程为主，食品安全科普知识传播受制约。

　　5.农村食品安全监管体系不完善

　　农村食品安全监管面临风险隐匿性强、信息传递慢等窘境，政府法律法规不健全，行政监管效率低，执法力度不强。农村地区政府自上而下监管体系和冗长监管链条导致监管效率低、监管成本高。首先，监管力量薄弱。农村食品安全监管人员数量少、老龄化严重，执法经费不足，流通摊贩分散广、联系方式不固定导致监管周期长、效率低、成本高。此外，街边小贩、村头小餐饮店主等由于经济收入不稳定，成为农村弱势群体，监管人员出于同情心不忍取缔，降低了执法威严。其次，监管范围集中。农村食品监管多集中在乡镇机关、集贸市场等交通便利区域，而食品经营者分布范围广，部分村落位于交通闭塞、地势复杂区域，导致偏远地带存在监管空白。再次，监管手段匮乏。农村食品安全监管人员知识结构不足、执法设备老化，仅凭眼观、手摸、鼻闻等方式，对于食品添加剂含量是否超标等问题无法科学取证。此外，农村食品检测方式落后、快检技术普及难、检验检测项目少、监测信息传递慢等问题突出，导致农村地区存在食品安全监管漏洞。

　　6.农村食品安全观念意识不成熟

　　农村地区食品安全观念意识尚未成熟，健康素养水平相对较低。健康素养是指个人获取、理解、处理基本的健康信息和服务，并利用这些信息和服务做出有利于提高和维护自身健康决策的能力。教育水平是决定健康素养的重要因素，农村地区文盲率高，健康素养培育方式不科学。一是健康知识匮乏。农村居民食品安全科普知识匮乏，食品安全知识获取渠道主要来源于村头宣传版、街边宣传册及家中长辈言传身教，官方权威信息较少，且由于理解能力有限，村民掌握新型食品处理方式、食品致癌物类别等前沿知识的难度高、主动性低。二是健康素养不足。农村居民传统消费习惯和文化观念根深蒂固，科学饮食、健康意识淡薄，且农村地区健康讲座举办频率低、效果差，村民食品信息筛选能力弱、健康信息的接受度低、应用能力不足。三是饮食习惯不科学。农村地区饮食结构单一，主食、蔬菜消费量较多，鱼肉蛋奶等高蛋白食物消费量少，劣质烟酒消费量大，部分居民贫血、营养不良现象严重。且村民“多多益善”饮食理念导致隔夜饭、隔夜菜充斥餐桌，为农村食品安全风险埋下隐患。

　　五、农村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实践路径

　　遵循多环节覆盖、多部门联动、多主体参与、多渠道规制、多信息追溯、多形式宣传的路径，实现农村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均衡化、协同化、多元化、法规化、透明化、公益化，着力化解农村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主要症结，走好新时代农村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之路。

　　1.多环节覆盖，实现农村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均衡化

　　加强农村食品伤害危机事件的事前防控与事后修复。一方面，开展源头环节治理、流通环节约束，强化农村食品安全风险事前防控。严抓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聚焦“厕所革命”，推行源头区域性重点行业土壤污染风险治理行动，设立源头水源、大气污染专项资金，强化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体系，推进优质生产基地建设;强化农村冷链基础设施及标准建设，严检过期食品“翻新”售卖，推广农村农产品有机、无公害认证。另一方面，末端环节协同，兼顾农村食品安全风险事后修复。督促涉事企业破解食品安全谣言，开展食品信息疑难解答，加强信息性修复;问题企业推进劣质食品召回机制，派遣专员走访受害家属，落实情感性修复，实现农村食品安全风险均衡化社会共治。

　　2.多部门联动，实现农村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协同化

　　鼓励市场主体部门联动、协同治理，推动农村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一方面，强化政府部门监管责任，优化联合监管机制，设立县级、村级食品安全监管站，吸纳监管优秀人才，建立农村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站、实行企业内部吹哨人，逐步形成事权清晰的食品安全監管机构。另一方面，整合监管资源。督促市公安局、农业局、市场监督管理局等监管单位下到乡镇，走访县村，落实全国农村假冒伪劣食品治理工作，开展农村优质食品商标保护行动，构建农村食品安全监管长效机制;注重培育家庭农场、农村合作社等经营主体，织牢农村食品安全风险防护网。

　　3.多主体参与，实现农村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多元化

　　保障企业、政府、第三方协会、媒体、社会公众等主体共同参与。一是组织专家下乡。扶贫必先扶志，鼓励农民投入农业生产，为推进农村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提供人力资本。扶志推动扶智，组织专家下乡，协同推广乡村新型职业农民技能培训、建立农村劳务强化基地、加强农村电商人才培训，带动农村素质提升、产业增收。二是力推主体共同参与。激励企业、政府、第三方协会、媒体等多方参与。政府扶持智慧农业，搭建龙头企业交流平台;企业创新经营模式，孵化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第三方协会推动地标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市场拓展，推进品牌化管理模式，实施“一村一品，一县一业”，打造一批“土字号”“乡字号”农村特色产品品牌;媒体引导公众积极学习新零售新电商知识，鼓励农民返乡创业，促进优质农产品产销对接。

　　4.多渠道规制，实现农村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法规化

　　强化农村食品从田问到餐桌多渠道规制，构建农村食品安全风险法规化社会共治。一是严把生产加工关。制定农村农、兽药质量安全标准体系，完善农村化肥农药减量增效法规要求，研究制定农村食品安全保障法;实行加工企业食品安全风险分级管理，开展问题企业追踪监督检查，引导加工流程持续合规，加大农村食品企业犯罪惩处力度。二是严把流通销售关。大力推动“农改超”“农村食品安全放心店”下乡进村，同步实施全链条冷链配送政策，普及温控标签使用标准及规范，严厉打击农村制假售假等食品欺诈行为;推动政策法规向销售端倾斜，鼓励临期食品安全售卖，倡导“少量多次”优质购买。三是严把餐饮消费关。加强食品企业自律，推动涉农主体诚信建设。实行农村食品安全风险法制化信息公示制度，执行失信企业“黑名单”制度。加强涉农主体质量安全宣传教育，践行食品安全承诺书制度，对标国家信用标准评选农村食品安全风险诚信企业，加速农村食品安全诚信档案建设。

　　5.多信息追溯，实现农村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透明化

　　发展农村可追溯食品市场，打造透明化社会体系。首先，推进大数据、区块链等创新技术向基层倾斜，推动智慧农业、生物种业在农村落地，建立农村食品市场信息平台，保障全程无缝监管，提升信息采集能力，支持农业追溯技术基础研究，加大追溯研发补贴力度，落实追溯设备更新。其次，构建农村食品追溯体系，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建立涵盖源头生产、采摘供应、交易监管、商户资质等的供应链数字信息系统，建设农村食品数字资源库，强化餐饮单位食材供应渠道及追溯记录，推进农村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

　　6.多形式宣传，实现农村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公益化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推动健康领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维护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公益性，实现全民健康覆盖”。食品安全战略惠及农村方方面面，亟需开展多形式宣传，逐步推进公益化社会共治。一方面，加强农村食品安全基层治理。围绕农村校园内外开展食品经营许可证、售卖环境等检测工作;分发农村食品安全科普手册、宣传画报，提升村民自治能力;督促学校建立食堂菜品信息公开系统，扎实推进农村校园食品安全。重点防控农村食品安全事件高频时段、高频区域，推动农村食品安全风险公益化治理进程。另一方面，扩大农产品食品安全媒体宣传。利用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提升农村食品安全社会关注度。评选一批“食品安全示范村”，举行农村食品安全风险新闻发布会，开展食品安全科普讲座，开设农村食品安全风险投诉热线，提高农村居民食品安全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