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舆论的资本批判与价值重塑

　　[摘 要]资本批判面临三重网络舆论难题：在何种意义上才能区分哪种“自我实现”是真正有利于“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个人如何利用资本去建构平衡的网络舆论生态、属人的世界同资本统治之间的生活张力。网络舆论资本批判需要遵循一定的合理依据与基本路由，除要破解网络舆论难题，拨开资本的意识形态迷雾之外，还要促成平衡的网络舆论生态的建立，并使其成为网络舆论价值本性的体现。以网络舆论价值的普遍转化完成其相对价值的满足、以善的超功利和超工具性完成对网络舆论的生态定位、以“社会全体成員的共同活动”确立网络舆论的生态目标，是基于价值重塑的网络舆论生态建构的可能途径。

　　[关键词]网络舆论;网络舆论生态;资本批判;价值重塑

　　中图分类号：C91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19)06-0076-07

　　《中国网络传播研究》由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主办，是目前国内唯一一种新媒体传播学CSSCI来源集刊，主要刊登与新媒体传播有关的跨学科学术成果。

　　网络舆论并不是一个陌生的概念，它虽然“混杂着理智和非理智的成份”[1](P11)，但指向人们对网络事件的主观态度，尤其包括人们的现实感知和行动表达，并成为引发一系列社会连锁反应的影响因素。网络舆论理想的存在状态便是成为这个时代精神的精华，以话语的理论魅力和精神气质促成人们对网络事件的理性参与。然而，经济全球化与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并没有将网络舆论置于完美的发展境地，伴随而来的是来自资本的诘难。资本的介入，既可以看作是网络舆论“借力发力”的举措，也可以将其视为网络舆论的“异质合成现象”[2](P59)。对网络舆论展开资本批判，就是要力图破除资本增殖带来的一系列负面影响，在价值重塑的基础上促成平衡的网络舆论生态的建立。

　　一、网络舆论的资本追问

　　在概念上我们首先要将网络舆论的“资本”同马克思的“资本”做简要划分。马克思对资本的理解是建立在机器大生产的物质基础之上的，它既是资本家攫取剩余价值的谋生手段，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不断运转的关键力量。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将两种阶级关系的对立定格在资本的属性上，并强调“资本是集体的产物，它只有通过社会许多成员的共同活动，而且归根到底只有通过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才能运动起来”[3](P415)。以此可以看出，资本的属性判定需要同与之相对应的社会关系作参照。也就是说，只有当资本能够为社会全体成员提供更好的生活方式，才能算作好的资本，只有当资本展现出强烈的社会关怀，成为最大公约数的社会关系的代表，才能算作可利用的资本。同样，若资本压倒性地占据了“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人们面对资本只能表现出无力的抵抗和被迫的承受，甚至是胁迫国家、社会、个人无条件地满足资本的无限欲求，那么它就是坏的资本，是需要加以批判的资本。对资本的追问，既是对网络舆论资本属性的探查，也是对其展开资本批判的可能，还是全面把握网络舆论及其发展趋向的关键。

　　网络舆论的资本追问有三层含义。其一，网络舆论的资本来源，这是判别网络舆论是否可能具有公共价值属性的前提;其二，网络舆论的资本体现，这是网络舆论可否从它所栖身的复杂局面中建构“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的基础;其三，网络舆论的资本指向，这是网络舆论能否创造出理想社会关系和美好生活图景的目标。这三个方面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了网络舆论资本追问的分析维度。

　　就第一层含义而言，网络舆论的资本来源中蕴含着价值与非价值的因素，资本及其所呈现的社会关系是网络舆论的存在基础，也是公众网络舆论参与的作用对象。在资本存在的地方，就有相应的“超越力量”尝试着去追逐资本，并最终控制资本。在内涵方面，它使网络舆论日益作用并改变人们的网络交往方式，“逐渐习惯于抱住知识的碎片而丧失了对知识后面那智慧的感悟”[4](P9)，甚至成为附庸于网络舆论的群氓。在外延方面，资本确立了网络舆论的价值形态，即资本成为哪些群体在哪些领域中的资源性力量，并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分析、影响和决定网络舆论。对资本来源的追问，实际上就是要在内涵和外延方面建立双重的网络舆论资本来源标准。一方面，资本来源要以其价值的因素彰显对“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的观照，抑制资本冲动的非价值因素的负面影响，通过公众理性参与建立一种平衡的网络舆论生态。这是资本来源标准的个体规定，意在通过价值关系的调整来达成对公众网络舆论参与的规范。另一方面，资本来源必须确保网络舆论系统内部的融合，而不是相互冲突，必须以其来源的正当性调整“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使每一种社会关系都处于有机联系的平衡状态之中。这是资本来源标准的社会表达，它旨在寻求一种和谐社会关系的建立。

　　就第二层含义而言，网络舆论的资本体现要化为具体的权力共享，而非单一的资源垄断。在资本化的网络舆论中，资本只是用来进行话题炒作、热点追捧、名人出位、攫取流量、吸睛吸粉的增殖工具，网络舆论的资本体现早已投向了网络媒介集团的怀抱，纤弱的公众及其微弱的社会关系正在被无情地撕裂。“数字自动化的浪潮正在促进自身的合法化，以便使工作本身变成奢侈品，几乎没有社会条款来保护那些在这一过程中失业的人们”[5](P226)。一旦网络舆论为某一资本集团的特定目的服务时，公众对网络舆论的期待，以及网络舆论对社会关系的形塑也终将在单一的资本体现中成为公众难以企及的存在，沦为高高在上的“奢侈品”。因此，一方面，资本体现要成为普遍性的资源动力作用于网络舆论，避免成为单一力量的控制形式，并将网络舆论的焦点聚集在影响现代社会变革的关键领域和重大事件与人物之上，如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的探索实践、重大科技成就、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等，尽可能少地对热衷于流量炒作的明星人物的关注。另一方面，资本体现要对网络舆论做进一步说明，并以此解释权力共享和资源垄断对网络舆论的实质性影响，这其中必然包括对资本体现性质的进一步分析。

　　就第三层含义而言，网络舆论是不可遏制的私利满足，还是分门别类、有秩序地实现“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这是网络舆论资本指向的重要划分。资本可以使网络舆论成为商品，使其在多方势力的争夺中恣意妄为。就网络舆论本身而言，资本可以在三个方面指向它的商品化过程。其一，在生产环节，网络舆论掺杂着资本的属性，是媒介资本集团抢占话语空间的首要步骤。其二，在消费环节，网络舆论借助资本的力量深入“人心”，附着之上的资本光环也会成为公众竞相追逐的对象。其三，在传播环节，网络舆论被资本定向传播，导致网络舆论走向商品化的过程。一旦资本指向以商品化的方式完成网络舆论自身，通过网络舆论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都将被纳入庞大的资本世界之中。不可否认，网络舆论商品化有其存在的合理之处，但就资本指向的具体表现而言，商品化过程的结果便是致使网络舆论失去对理想社会关系和美好生活图景的目标渴望。在资本指向语境中，网络舆论并不只停留在商品化终端的结果形式，它更多的是作为建构一种理想社会关系的目标指南，是可以完全被人们掌握和进行话语表达的价值存在。就这一点而言，价值存在并不同资本指向相矛盾，它只是从不同侧面考察了网络舆论在商品化过程中的目标属性，强调要将资本指向作为一种目标结果看待，而非简单地视为一种过程性存在。对过程性存在的过分重视，势必会陷入商品化的泥潭。

　　第二个方面的问题着眼于网络舆论的应然发展，其主要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平衡的、健康的、稳定的网络舆论生态，并使之在资本的锤炼中勃发应有的价值功能。合理依据意味着资本批判要凭借其对网络舆论的价值功能作出判断，要在总体化的体系中确立资本批判的地位，而非把资本批判视为一般的框架，看作是包含网络舆论逻辑必然的价值因子。也就是说，合理依据既是将资本批判转为观念的过程，以网络舆论价值本性的彰显来重新定位资本批判，将其放置到相对合理的位置，同时要结合网络舆论生态的历史必然发展，在资本批判中谋求合理性与必然性的有机统一。其一，合理依据真正回应了网络舆论资本批判的现实问题，它将网络舆论难题同资本批判汇总到网络舆论生态这一焦点之上，在对难题的破解与资本的批判中完成了对网络舆论生态的求索。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合理依据超出了网络舆论资本批判的历史界限，它以一种有机统一和动态平衡的方式描述着网络舆论的发展趋向，并以此奠定了网络舆论价值本性的实践基础。其二，合理依据延展了网络舆论资本批判的定义域和问题域，使网络舆论难题在合理性与必然性的有机统一中彻底暴露出来，进而产生大胆否定资本的价值方位与意义视界，这其中就包含着决定网络舆论生态是否走向平衡的关键因素。其三，合理依据提供的并不是一种价值理想，而是一种基于网络舆论难题的经验事实，是一种蕴含着价值表达与价值追求的实践超越。它是对资本批判的价值发现，也是对网络舆论的价值发展。

　　从基本路由的观点来看，网络舆论资本批判可从四个方面进行。一是要对潜藏在网络舆论中的资本进行权力资源重组。权力资源是凝聚资本力量的基础，也是资本用以左右网络舆论的工具。如果權力资源不是用来帮助资本满足“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那么它必将联合资本用来统治网络舆论，将网络舆论演化为服务于特定群体和利益集团的手段。二是要合理辨明感性意识形态与网络舆论资本批判的互动关系。“真实的意识形态形式虽然包含着理性思维，但主要是以生动的感性形象表现出来的。”[11](P153)对参与个体而言，感性意识形态可以是其日常生活经验“信手拈来”之事，但这恰好暴露了感性意识形态的易变性、不稳定性和易逝性特征。对两者互动关系的审慎考察，其实就是要确立网络舆论资本批判对感性意识形态的借鉴标准，具体标明哪些感性意识形态是网络舆论资本批判所要作用的对象，哪些又是其可以进行合理借鉴并加以利用的范畴。三是要遏制资本反身性后果对网络舆论的侵扰。“反身性的后果就是类客体、坏的客体与死的客体，反身性现代性的无心之果是怪物、危险与死亡。”[12](P105)对网络舆论而言，资本一旦陷入价值悖论的泥潭，就无法同网络舆论生态建立有效关联，其反身性后果也将即刻显现，资本增殖的本性无疑会无限累加到不可控的地步，此时的资本批判则是无力的。反身性后果的破坏力量是无穷的，我们必须以理性的态度对支配该状态的资本作出有效的批判和应对。四是要实现网络舆论资本批判的概念艺术。从工具论角度而言，资本批判具有操作性的韵味，借助其工具价值完全可以满足网络舆论生态的发展需要。但问题在于如何赋予资本批判以概念艺术，使网络舆论的价值本性通过概念艺术的形式得以广泛传播，最大程度地消除因资本理解偏差给网络舆论带来的价值困惑，则是网络舆论资本批判面临的严峻挑战。

　　四、基于价值重塑的网络舆论生态建构

　　价值重塑基于但又试图超越网络舆论的定位与局限，它要完全剥离资本对网络舆论的控制方能发挥作用，它关注的是作为价值形式的网络舆论与作为工具形式的资本是否在一种共时态的体系中建立彼此联系的制约关系，并以此为内在逻辑建构成一种生态结构。把价值重塑视为网络舆论生态建构时，就要求我们不仅要联系网络舆论资本，还要将其与资本批判中的网络舆论难题一并归置到网络舆论生态这一宏大的历史背景之中加以分析，从而避免把价值重塑视为替代资本的表达形式。网络舆论生态建构的关键是合理的网络舆论的价值建构，着力点是网络舆论同资本建立以善为前提的生态目标，落脚点是网络舆论要彻底彰显其对“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的价值实现。

　　第一，以网络舆论价值的普遍转化完成其相对价值的满足。“舆论价值具有相对性和普遍性。”[13](P166)相对性价值是指那些只能代表部分群体利益的网络舆论，其产生的社会效果也是非常有限的，并不能统摄“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具有局限性、特殊性、倾向性、选择性的特征;普遍性价值是指那些能够产生“最大公约数”的网络舆论，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具有广泛性、真实性、基础性、代表性的特征。网络舆论价值的普遍转化，就是要尽可能地考虑“特定群体”的网络舆论参与需求，使“特定群体”的相对性网络舆论同普遍性的网络舆论发生价值契合。这里的“特定群体”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具有掌控网络媒介资本与网络舆论资源的集团、组织和个人，他(它)们具有足够强大的能力去影响网络舆论，甚至可以决定网络舆论的“生与死”。另一种是以低收入群体、残障人士、未成年人、老年人、流动人口为代表的群体，他们往往会因身体、年龄、经济、网络、工具等各种因素的制约，在网络舆论参与方面处于劣势地位，处于“有心无力”的状态，或者根本无法以有效的方式参与其中。“特定群体”的网络舆论参与所形成的是相对性的网络舆论价值，他(它)们通常会囿于自身“特定利益”的需求，尽可能地生产、消费、传播符合本群体利益的网络舆论，消解、抨击、抵制那些具有普遍性价值的网络舆论。这样一来，网络舆论价值的普遍性与相对性就会陷入对立或极化的窠臼，要么以相对性价值彰显“特定群体”的网络舆论参与需求，要么以普遍性价值统摄“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不论是单方面的相对性价值实现，还是单方面的普遍性价值的满足，都没有充分考虑网络舆论价值结构的辩证存在，即相对性价值与普遍性价值的相互依存关系，不可能存在纯粹的相对性价值或普遍性价值。因此，检验网络舆论价值是否实现了普遍转化，最重要的手段就是对“特定群体”的网络舆论参与进行价值分析，全方位考察相对性价值与普遍性价值的关系状态和活动样式，在两者之间建立相互通约与转化的生态结构。

　　第二，以善的超功利和超工具性完成对网络舆论的生态定位。善在本质上讲具有抽象的道德意义，但它又以普遍性的规范协调网络舆论同资本之间的关系，并为其划定理性的运动范围。尽管善有诸多形式，不论是人格之善、正义之善，还是美德之善，善都以其内在的精神品质使网络舆论同资本之间达到形式与内容、感性与理性、控制与驾驭的有机统一。善作为一种道德律令使网络舆论资本以承认他者利益的有效存在为前提，并无限趋近或彻底完成其作为道德义务的网络舆论参与结果。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将善看作是一种完成了的网络舆论资本批判的实现结果，也可以将其理解为网络舆论生态定位的发展目标。从生态定位的角度而言，善之所以为善，并不在于它最大程度地消弭了网络舆论同资本之间的矛盾冲突，而是其以符合网络舆论生态建构目标的形式去规范网络舆论，以及按照规范的结果评判网络舆论同资本之间的关系。这样一来，善就不再具有狭义层面的工具论价值，开始具有超功利和超工具性的价值，它能够按照对网络舆论生态建构的整体理解来调整网络舆论同资本之间的要求与主张。超功利要求网络舆论要源于现实且能够反映现实，以网络舆论对现实的客观理解和意义观照来提升人们对网络舆论的道德认知，从而赋予网络舆论以现实性的品格，特别是要以现实的内容、方式、路径来超越其自身的局限。所以，超功利的根源深植于网络舆论的现实性之中。我们只有对网络舆论的现实问题进行深刻的理解，尤其是资本对整个网络舆论生产、消费、传播过程的关系性影响，才能最终以善的形式和结果完成对网络舆论生态的建构。超工具性意味着网络舆论要突破自身需求的局限，不能把纯粹追求网络舆论的最大化效果作为唯一的发展目标，而漠视人们对网络舆论的情感、态度、信念等主观因素的需求。超工具性赋予了网络舆论以情感的温度，它使网络舆论不再作为“表达工具”而存在，开始赋予网络舆论以崇高性的精神气质。从善的角度而言，超工具性摒弃了网络舆论单方面追求效果直观且最大化的思维模式，以崇高的形式将网络舆论的情感温度予以彰显，以善性效益的方式不断推动网络舆论的生态建构。

　　第三，以“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确立网络舆论的生态目标。生态目标是网络舆论到达的最高理性——使资本伴随一切有价值理性的网络舆论而走向可驾驭的目标。这是网络舆论生产、消费、传播过程的和谐状态，也是一种平衡的、健康的、稳定的网络舆论生态表现。网络舆论生态目标是长远的、系统的、总体的，它需要综合考量与网络舆论相关的一切影响因素的作用状态，因而不可避免地要靠“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来维持其统一。从“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的角度而言，网络舆论的生态目标有双重任务。一是要增进“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同网络舆论资本批判的契合性。具体而言，就是要将网络舆论对资本的冲动始终控制在理性范围，理性范围不仅需要依靠“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的维护，而且有助于实现网络舆论资本批判的彻底性和深刻性。契合性在本质上既有利于网络舆论生态的建构，也有利于调整网络舆论资本批判的内在秩序。二是要达到用生态目标去统一网络舆论资本批判的过程。网络舆论资本批判是一项艰巨任务，需要全方位、系统性的努力方能完成。然而，如果能够将它统一到生态目标的理解范畴，那么网络舆论资本批判就能够在超越其自身意义的过程中表现自己。如此，生态目标伴随着“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而不断推进，开始像完成自己那样实现网络舆论资本批判的深入发展。实际上，以“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确立网络舆论的生态目标，就是要分析网络舆论生态建构的实践基础。虽然“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有助于网络舆论生态目标的实现，但缺少了對其实践基础的分析，网络舆论资本批判就可能显示出一种行为偏向，即不能完全同网络舆论生态目标保持协同共进的关系，这一偏向在结果层面直接指向资本增殖对网络舆论的控制，同时以异化的方式作用于公众网络舆论参与行为。这样的生态目标既是对“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的完成，也是网络舆论资本批判趋向价值理性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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