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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摄影术诞生后，其应用之迅速，涉及范围之广，却使得当时的哲学家、社会学家、批评家、艺术家们有些始料不及和不知所措。因为它的用途多样化，多数人都不由自主的对其功能产生了混淆。当摄影用以拍摄人像与静物的时候，有人认为它属于艺术范畴;当摄影服务于医学和天文学的时候，有人认为它属于科技范畴：当摄影侧重于政治事件和社会纪实的时候，有人又认为它属于意识形态范畴……即便是一张普通的风景照片，也会有艺术表现和地理勘测的用途之分。摄影自身的视觉特点就在于其对客体的复制性，摄影的机械复制功能不仅为图像带来某种“客观真实性”，而且还因为其能精确保留拍摄对象的大量细节而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工具性。这也是导致人们对摄影与其他艺术形式所持态度存在巨大差别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复制性;工具性;视觉化教育;摄影的媒介优势
中图分类号：J4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20)02-0097-02
《中国摄影家》(月刊)创刊于1988年，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主管、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它的服务对象是摄影爱好者、摄影发烧友、摄影器材商等。
一、摄影的工具化潜质
摄影的工具化潜质早在摄影诞生之初，就已经引起了有识之士的重视，这在阿拉戈和盖吕萨克于1839年向法国众议院提交的关于摄影术发明的推介报告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该报告详细评述了达盖尔银版摄影术的三个重要作用，为法国政府對其进行专利检验提供了一种技术性的参考：(1)达盖尔银版摄影术可以被实际应用;(2)这种摄影术一定能够有效地服务于考古与美术;(3)可以判断这种摄影术能够使科学技术发展获得前所未有的优势。虽然对摄影术诞生早期的功能阐释充斥着一些夸大和渲染，但这也恰恰表明了摄影在诞生之时就已经被当时的精英阶层赋予了一种能够为考古学、历史学、美术学、建筑学、数学、文献学等各学科领域提供技术帮助的期待，换句话说，摄影的工具性早已为人所预见。当然，阿拉戈们在做该报告的时期，摄影不但结像技术落后且成本极高，甚至连批量的复制功能都不具备，因此，摄影术的种种应用还只是一种美好的想象。
而伴随工业革命成果的各种应用，摄影技术也日新月异，图像的批量可复制性和清晰度得到进一步完善，从根本上提升了摄影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摄影借助全新的视觉经验，在商业化的运作手法和经营方式下，迅速进入并部分占领了原本属于传统艺术的市场。与此同时，在文化艺术领域逐渐形成的“机器美学”概念的推动下，彼时的人们对于机械复制成像的摄影图像产生了一种不假思索的信任，甚至报以宗教式的崇拜。对此，桑塔格在《论摄影》一书中分析认为，人类的“陡魅”过程导致了信仰的衰退，进而增强了人们对影像的忠信度。在桑塔格看来，19世纪是人类文明快速发展而又缺乏信仰的矛盾时代，与其相随的是一个深刻的、长远的、文化的社会世俗化进程，信仰的表述中心从不可见的抽象物转移到具象的可见物，从神圣转移到自然，因为自然是艺术更民主的主题。所以，彼时的人们迫切需要一种能够复制现实本真的信息媒介来描述和欣赏文明演进和社会变革所带来的一切。①
实际上，也正是源于这种基于机械的看似缺少人工的复制属性，使得摄影自诞生之日起，其是否具有艺术性的争议就从未停息过。摄影所表现出的侵略性及其所造成的民众狂热度让当时许多艺术家感到疑惑和不安，甚至有些忿然。现代美学批评之父、法国著名诗人波德莱尔曾在《1859年的沙龙：现代公众与摄影术》一文中对摄影发起过猛烈抨击。在波德莱尔看来，摄影的复制功能是其根本属性，相比于其他传统艺术形式，摄影缺少自主性。这一观点也的到了当时部分人的认同，甚至直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艺术评论家魏斯在《九种基本艺术》一书中也依然没有将摄影置于艺术的行列。
总体来说，在摄影诞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其根本不被看做是典型意义上的艺术创作手段，而只是被大量地描述成一种功能性的记录工具。在摄影被广泛应用后的整个19世纪下半叶，其艺术地位也确实从未明显地得到过提升。摄影图像一方面验证了一种新的、直接经验的可能，另一方面又使人们产生了一种忧虑，即直接经验可以被改变并可能会因摄影的复制功能而消失。但是，尽管质疑与抨击摄影的出发点更多的关乎于摄影的复制性对美学与艺术的负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随着摄影器材和技术的发展，摄影的客观复制性逐渐被赋予了强大的细节记录功能和记忆存储功能。摄影的复制技术的逐步提升也同样逐步强化了其自身的工具性。
因此，相对于摄影是否为视觉艺术带来全新的表现形式这些抽象化的问题而言，社会大众更加认可的是，摄影的客观复制性为数据、现象的记录和保存提供了更为直接和有效的手段。例如这种特性在科学上就得到了很好的应用。自摄影发明后，科学探索和技术开发的记录和保存就由原始的手工记录和绘制开始进入到“科学地复制”的阶段。摄影的整体复制能力可以保留更多人眼忽略的细节，这不仅能够为科技研发承担重要的记录工作，还可以为后续的研究工作保留证据并提供更加真实、直观、可靠的资料。与此同时，科技不仅为摄影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技术支持，而且还为摄影打开了越来越多的拍摄领域——包括宏观的天文学领域和微观的显微镜世界。实际上，无论波德莱尔等人是否将摄影视为某种等同于绘画的艺术，对摄影而言，似乎都无关紧要了。因为从存在的合理性的意义上来看，摄影的应用概念早已被人类社会所领悟和接受，并将其朴素地理解为一种包罗万象的社会性工具，而摄影的艺术性只不过是它社会属性构建中的一块拼图而已。
正如美国传播学家波尔特在其著作《图灵机中的人类：计算机时代的西方文化》一书所认为的：“摄影以隐喻化的或其他方式与科学、哲学或文学建立某种关系，它总是被做为一种用以范例、模式或象征的工具。”②
二、摄影工具属性的早期应用
摄影术的诞生处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末，在其发展壮大的黄金时期，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也处在重大转型阶段。工业化生产与财富的激增带来了新兴资产阶级经济地位的极剧上升，同时也使他们转而开始对话语权产生了大量的诉求。基于资产阶级的商业化消费观念，摄影图像也被赋予了现代的、科学的、文明的、时尚的象征意义，这直接促进了摄影工业体系和图像生产体系的诞生与发展。
实际上，在今天看来，19世纪关于摄影对艺术的影响之争论虽然看似是对某种文化意义的界定与强调，但其中所包含的内容更多的是一种新旧秩序层面的冲突。这种争论的触发是由于摄影图像的机械复制属性所带来的社会性与传统艺术作为社会阶级风向标的媒介角色之间所表现出的明显的不一致性而造成的。尽管这些争论对于波德莱尔等那些争论参与者来说的确是实实在在的争论，但实质上则是大量涌现的近现代工商阶层与传统封建权威阶层的一种潜在地碰撞。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保守的文化精英还在斥责摄影是工业垃圾和伪艺术的时候，摄影图像被他们所轻视的那种直白的复制品的观念，反而极大地拓展了对摄影的社会前景的预测。
19世纪的英国批评家凯特斯曾指出，文化艺术教育和培养社会底层民众的品味与情操的总体进程是紧密联系在了一起的，想要使所有人都接受最完善的文化艺术教育是不现实的，因为除了社会中的少部分人，大多数民众是无法与经典的文化艺术直接接触的。而正因为摄影术的诞生和推广，让这一切似乎变得简单而快捷。虽然摄影被发明时并没有附带这种设想与义务，但它的中性化视觉态度与强大的复制功能，反而印证了这种设想的可行性。当公共博物馆和画廊将艺术作品的翻拍复制品挂上展墙并向全社会民众免费开放展览的时候，摄影便成为一种被广泛接受的社会性隐喻。
因此，19世纪中期鼓动扫盲和视觉文化传播的英国文化精英们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和最终的目的，即一旦使民众掌握了知识与文化，所实现的社会意义就不仅仅是让民众单纯地熟悉和理解那些伟大的文学艺术作品，而更重要的是文化可以为正在迅速民主化的不同社会阶层提供必要的思想基础，还可以变相地提升下层阶级的社会地位，进而在可控的前提下推動社会进程。彼时有许多人认为，文化利用摄影的复制技术而广泛传播，迟早会在教育和提高大众品味上发挥巨大作用，摄影之于文化的推广意义堪比甚至超越古登堡印刷术诞生后所产生的意义。
当然，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19世纪下半叶的扫盲运动也是充满一些矛盾现象。例如因为当时的文化精英对社会实行的教育性实践总体上是要对民众的阅读、欣赏、理解、书写和计算能力的全面提升。但如果对阅读、写作和计算能力的强调就必然使民众认为文字读写能力比视觉认知能力更为重要。这样一来，就有导致一种情况发生，即对文字读写能力的学习有可能会使民众轻视或放弃对视觉认知能力学习的倾向。幸运的是，摄影图像自身的直观性和准确性巧妙地实现了文字读写能力和视觉认知能力的适应性结合，其不但可以取代部分文字叙述而进行图像化的阅读，还可以在文字臆想效果与现实经验出现认知混淆的时候，作为最直接的“证据”为民众提供一种权威性和真实性的可靠解释。这在许多摄影拥趸看来，摄影图像的这一优点是胜于文字印刷品的，它赋予了受众群体更多的信息阅读方式和选择权利，甚至有人激进地认为当前的历史事件都能够被摄影以无可辩驳的准确性记录下来，社会将不再单纯地依靠愚蠢的和充满歧义的文字报导。实际上，在社会底层推进文明，任何其他的手段都没有教育更有效。
当然，彼时的英国统治阶层的所希望的只是借此提高社会底层民众的道德修养，而不是对其进行真正的知识改良。英国统治阶层最终只是想使他们变得更加开明，更富道德感，而不是让他们在学习中变得更聪明，更具有思辨能力。因为英国社会不需要太多的哲学家、思想家和政治家，而需要更多遵守既有社会秩序的守法公民。这样，英国人民就可以自觉地生活在一种“毫无烦恼的幸福生活”中，这也是维持其社会稳定的根本保证。在这个基础上，实行控制的观点逐渐被改变社会底层文化状况的观点所取代。这种“温柔”的控制方式，得到了来自当时英国社会各阶层的一致认同，同时也与那些极力宣称摄影具备潜在的教育工具属性的理论不谋而合。
三、摄影工具性的优势
虽然摄影在诞生之初只是一种服务于艺术与科学的工具，甚至被称为“科学与艺术的仆人”，并未给社会大众带来更多的直接利益，但摄影最终还是伴随着人们对其教育潜能与技术优势的期盼中爆发出巨大的能量。在1839年法国政府宣布摄影术正式诞生后的数月里，大批的摄影先驱们自觉性地奔赴世界各地，开始记录当地的古代建筑遗迹。19世纪50年代初，摄影师们就纷纷出版了自己的地志景观摄影集。1851年，“法国历史文物委员会”雇佣多位摄影师为其工作，客观忠实地记录了资本主义早期的城市面貌，为人们了解城市社会发展提供了最客观的依据和参考。纪念物委员会这一举动也直接把摄影推上政治舞台，充分展现了摄影对拍摄对象写实的客观性描述，对摄影技术的传播起了官方推广的作用。
实际上，摄影与人们所看到的客观世界之间的联系并不复杂，这使得摄影成为记录、组织和传播专业知识必不可少的工具。至19世纪60年代，摄影已经完全被应用于大众的公共文化艺术教育中。
对此，美国摄影家鲁特在其于1864年出版的著作《照相机和铅笔》一书中评论道：“这项新的艺术正在做着的事情以及将来更为可能做的事情……就是丰富大众的知识和使大众生活更为幸福。迄今为止，旅行者只能个人亲眼目睹到的东西，现在谁都可以看到，即使是最下层的社区居民。现在最微贱的人不用跨出家门便能完全看到这些东西，不管世界会给视觉提供任何其他令人感兴趣的景象，这些景象是利用太阳可靠的画笔捕捉到的，具有绝对的准确性。”摄影复制现实世界的方式和效果，是当时所有媒介所无法企及的。如果把摄影图像视为一种摹本，那么摄影就可以理解为一个现实的代替品，一位自然和文化的见证者，一种大众生活经验的合理性选择。鲁特的评论明确的指出摄影对社会底层群体的好处，摄影图像可以给他们带来充足的、无限的、多样化的文化知识和娱乐，并随着摄影应用时间的推移和空间的扩大，为他们进行一种长期的视觉上的“文化艺术训练与教化”。③现代西方学术界有一个共识：摄影的消费者在平等分配的文化信息成果中做出自由选择，而理解社会选择就是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支持，摄影之所以使这种选择变为可能，在于摄影结合了中产阶级政治经济理论中的一个概念，即个人可以在适当的差异性中做出自主的、理性的、知情的选择或交易。④
因此，支持唯意志论的摄影中性化的视觉态度也成为中产阶级知识精英阶层提高自身社会地位的广泛象征，证实了以能力为基础的阶级体系的价值，这也使得彼时进步的意识形态在许多层面和领域都得到全面释放。
在此基础上，摄影的复制功能和逼真效果加强了社会对教育能够提高底层社会功能的信心，并最终赋予了工人阶级和底层民众道德行为在政治意义上的合法性。因此，可以说摄影是一面不偏不倚的镜子，更是一个无所不能的工具。
基金项目：2018年山东省高校科研计划项目(人文社科类)阶段性成果二，项目编号：J18RB256。
注释：
①(美)玛丽·沃纳·玛利亚.摄影与摄影批评家——1839年至1900年间的文化史[M].郝红尉，倪洋(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44.
②Bolter，J.D. Turing's Man：Western Culture in the ComputerAge[M].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4：11.
③(美)玛丽·沃纳·玛利亚.摄影与摄影批评家——1839年至1900年间的文化史[M].郝红尉，倪洋(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138
④Angus， I&S.Jhally.Cultural PoliticsinContemporaryAmerica[M].New York： Routledge，1989： 51-64.